江南本是鱼米之乡，是历代以来的主要粮食产地。
宋朝时期，尚还是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而其中的湖，也不是指湖南、湖北，而是指浙江的湖州。还有一句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，其中的“常”是常州，都是传统的江南地区，沿太湖一带。
但到了此时的明末，这句产粮谚语便成了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。此时的湖，便是指湖南、湖北等沿洞庭湖地区了。
之所以如此，并不是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，让江浙地区不适合种稻米产粮了，而是因为丝绸贸易的发展，许多原本的大地主以及散落农户们都不种稻米，而改种桑树了。
因为种桑树养蚕能产丝，出产的生丝售卖所得，远比传统的种粮更赚钱，所以渐渐就没多少人种粮了，而是大部分都改为了种桑。就连江南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从原本的劝农桑，改成了只劝桑。
没人种米稻，本地不产粮，便从外地购买。所以江南这个原本的鱼米之乡，居然本地都不产米了。有也只是少数，完全供不应求，大头还是需要从外地购买。
江南失去传统的产粮地位后，这个产粮地位便转移到了围绕洞庭湖的两湖地区了。甚至此时的两广地区，产粮都要比江南多。
徐光启也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并跟陈子龙这个学生讲述过。只可惜徐光启虽然清楚这个问题，却是无力改变，尤其他眼下离开了权利中心，赋闲在家，更加无力改变现状了。
一时改变不了江南地区的这种情况，徐光启便把主意打到了甘薯等出产较大的外来农作物身上。
尤其甘薯对土地的要求并不高，山坡边地也能种植，且成熟后的产量还大，也能够填饱肚子。
此时谈过了甘薯问题后，江河便也顺便向陈子龙询问了是否有听说过玉米、土豆、花生等其他外来农作物。
然后惊喜地发现，这些陈子龙居然都听说过，并且都是听徐光启所介绍的。
土豆在此时被称为土芋，也别名土豆。徐光启在其《农政全书》中就有记载，“土芋，一名土豆，一名黄独，蔓生叶如豆，根圆如鸡卵，肉白皮黄……煮食，亦可蒸食。”
还有介绍玉米的，将其称为“玉蜀黍”，记载，“玉蜀黍，番麦、御麦……西番麦”。
只不过徐光启虽然对这两种新兴的外来作物也听说过，却尚没有下大功夫研究与亲自种植，他目前主要研究与主推的，便是甘薯，也即红薯。
不过徐光启既然听说过，那必然清楚哪里有种植，也定能搞来种子。所以江河便向陈子龙郑重拜托了，让陈子龙代为帮他寻购玉米、土豆、花生这些外来作物的种子。
花生的产量虽然不如玉米、土豆、红薯这三种高，但花生的作用也很大，用途很广，且花生比较耐饱，蕴含的能量较高。就像他前世的士力架这种关键时能顶饿的能量棒，主要就是巧克力加花生。
所以花生他也需要，等种植成功后，可以用来研究制作能量棒或压缩饼干，日后行军打仗时，关键时刻能顶一两顿军粮。
打仗除了对军队、武器等要求高外，打到最后，尤其是棋逢对手的情况下，往往就成了拼后勤能力。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
军队打胜仗的关键，就是首先要吃饱饭。后勤跟不上，再强的军队也得吃败仗。
就像“明军满饷不可敌”这句话，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关键的后勤问题。明朝的大部分底层士兵根本连一天三顿饱饭都不能保证，还谈何打胜仗。
明军的战力其实一点儿不弱，只要能吃饱，发满饷，就绝对是一支强军。只可惜到了明朝晚期，军队中贪腐严重，早已成了摊烂账。大部分的底层士兵，根本就领不到饷，吃不饱饭。
陈子龙对江河提出的要求，自是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，也万分支持，说无论如何，都会想办法帮他弄来这几样种子。
结束了对农政之事的一番深入探讨后，江河便率领许文哲、江天一、黄澍这些本地的薪华社员，将方以智、孙临、陈子龙、李雯以及吴三桂五人，一起送往城内的水门码头。
而在赴宴之前，他们各自的随从、下人等，吴三桂那边则是其祖父吴成林，都早已带人集结在了码头，该装船的报纸，也都已装船。
而吴三桂除了各带走三千份的第一期与号外期报纸外，却是还看中了沁园肥皂的商机，对肥皂与香皂，都各购买批发了一千块。
对于跟吴三桂的合作模式，江河便换了种方式，直接改为对其批发。至于吴三桂在辽东如何经营与操持这门生意，且又打算把肥皂与香皂各卖到什么价位，就完全与他无关了。
不过看在与吴三桂有交情的份上，江河便没有对吴三桂按照自己之前定制的要求来走，而是对吴三桂来了个友情价。在不满三千块的前提下，也全给吴三桂打了对折，按半价来批发。
但就算是半价，光吴三桂这一笔订单，香皂一千块便是五百两，再加上肥皂一千块的五十两，便是合共五百五十两。
第一笔批发订单，就让沁园皂坊之前的投入完全回本且大赚了。
但吴三桂却还认为买到了便宜，等把这些肥皂与香皂运回辽东之后，他加价一卖，赚的可就不止是五、六百两了。
吴三桂其实也是商贾世家出身，尤其他此时还未真正从军，也就更加多以商贾的眼光来看待问题。看出了肥皂与香皂的商机，便采购了一批回去，打算转卖。
而像方以智、孙临和陈子龙、李雯这两对，就与吴三桂完全不同了。他们虽也是大户出身，却属于是那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，家中也多是大地主。
因为种桑树养蚕能产丝，出产的生丝售卖所得，远比传统的种粮更赚钱，所以渐渐就没多少人种粮了，而是大部分都改为了种桑。就连江南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从原本的劝农桑，改成了只劝桑。